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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上了庐山,又有许多人下了庐山。没上过庐山的,一直想上。上过庐山的,有的还会再来,有的便一去不返了……许多上山的人都从庐山感受到了什么,并竭力表达,于是有了卷帙浩瀚的诗文画作。许多人想说清庐山,却只留下了许多关于庐山谜一样的传说。最让去过的人心神领会的,我觉得还得数苏轼那首《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以云雾著称的庐山,神奇梦幻,瑰丽莫测,更何况这绚丽的自然中又交织进了宗教的梵音、文化吟诵和政治风云为主题的历史悲喜剧,庐山似乎也有着云烟雾霭般的不确定性。大象无形,想要赋予庐山颜色和形态是极其困难的,任何努力更难逃盲人摸象的局限。苏轼的高明就高明在于弃形取神,仿佛什么也没说,却又什么都说得淋漓尽致了。他并没过多地在庐山瑰丽景色上着墨,而用素淡直白的诗句,却有如刺穿庐山风雨云雾迷纱的那道阳光,道出了一个浅显朴素的哲理――当局者迷!观山如此,世事、人生更是如此。
苏轼写此诗时,是在他反对王安石变法谪居黄州当了四年团练副使后,被神宗下旨调往汝州的赴任途中,他在庐山盘桓了几十日,庐山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游踪,庐山激发了他思考、探求的灵感。除了这首《题西林壁》,苏轼此行还有写下了同样千古传诵的《石钟山记》。人生跌宕起伏的苏轼,写作此诗时,正值他的人生出现了朝好的方面变化的先兆。可我们从诗中读不到丝毫“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如释重负,反而会被他带入一种清醒与迷茫、豁然与痛苦交织的辩证中。其实无人能置身于局外。因为观山就得进山,进山就逃不脱“身在此山”的命运,所以注定无法摆脱一斑窥豹、一蠡测海的困窘。尽管写出了庐山的传世之作,但苏东坡注定永远也无法真正识到庐山真面。苏轼的困窘其实是整个人类的困窘,他的痛苦在于他的睿智与不肯妥协的求索精神。尽管被一贬再贬后,苏轼对自己的人生际遇发出了“我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病到公卿”的长叹,但面对庐山摆出的哲学命题,苏轼无法装疯卖傻,终是忍不住浮出水面,要替世人作一番哲学思考了。
朋友戏谑说,苏轼若生在现代,就可租上一架直升机,跳出庐山来俯瞰。我断言,若真的如此,高空之上的苏轼,同样识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因为他的灵魂仍在山中。或许,庐山只是庐山自己。把风雨沧桑,都化作了满腹烟云之后,唯有冷暖自知。不管尽兴与否,庐山给每个游人的,或许只能是这么一个充满了禅意的答案:当我们意识到永远无法识得庐山真面目时,便意味着愈加接近了庐山的真实面目!
当我们来到庐山,或吟咏着浩瀚经典的诗文词赋,或徜佯在珍贵无比的摩岩石刻和碑文铭记前,或冥思于历史悠久的寺院庙宇里,便仿佛看到一袭袭挟带着那个时代文化激荡的青衫,在云雾弥漫的山间渐行渐近:司马迁来了,王羲之来了,慧远来了,谢灵运来了,李白来了,白居易来了,朱熹来了……一个个在文化史上光耀千古的文化大家,如过江之鲫,畅游在庐山这方“论文”的圣地。正所谓,山不自美,因人而彰。
文化大家们在徜徉之际,在庐山的独特文化气场的熏陶下,完成了自身文化人格的塑造,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完善的文化人格映照在了庐山身上,让庐山找到了自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座标――庐山山水文化成为了中国山水文化的精彩折射和历史缩影。东晋以来,诗人们在庐山留下了风格各异的诗词歌赋4000余首。诗化的庐山,人化的庐山,更像是个文化象征。谢灵运走了,带走了山水诗的灵魂,留下了《登庐山绝顶望诸顺》,使庐山成为中国山水诗的策源地之一;李白走了,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神思飞越;白居易走了,留下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天真烂漫;朱熹走了,留下复兴的白鹿洞书院,为中国封建教育立下了里程碑式的准则和规范……
来了而没有走的,唯有陶渊明。陶渊明一生与庐山结缘,生于斯,歌于斯,死于斯。他的名篇《桃花源记》便是以庐山康王谷为背景。恬淡的庐山,如母亲般收留并庇护了这个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给了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庐山也因陶渊明而成为中国山水诗重要流派――田园诗的诞生地。庐山所孕育的田园情怀,直抵中国人心灵深处,至今依然是很东方化的快乐人生理想。对于那些孤独且高贵的灵魂,庐山不但给了他们一个遮风蔽雨、天人合一的空间,还给了他们一个同声唱和、用灵魂温暖灵魂的契机。“虎溪三笑”的故事,讲述的便是这个。东晋时,东林寺主持慧远大师数十年深居简出,从不越过寺前的虎溪,一旦跨过,寺后便有老虎吼叫警示。一天,陶渊明和道士陆静修相携来访,三人品茗唔谈,送客时边走边聊,等听到老虎警示的吼声,这才发现不知不觉就过了虎溪桥,于是,三人抚掌大笑。释儒道,这三家,刹那间便心有灵犀地融会贯通了。于是,游人站在虎溪桥上,从潺潺流水里,依稀便能听到了先哲们千年不散的笑声。
尽管有史学家考证了,虎溪三笑并非史实。但虚构源于现实,庐山的兼收并蓄,包容博大,是构思这种美丽传说的现实基础。
庐山所表述的文化,首先是一种胸襟与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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