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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的质态和形态来看，庐山当有“古代庐山”与“现代庐山”之别，也就是说，“古代庐山”与“现代庐山”的文化质态和形态是不相同的。
“古代庐山”与“现代庐山”的分别，是由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后，庐山被西方文化浸染所引起的。其分界可以１８９５年１２月３０日九江道台与英国驻九江领事签订《牯牛岭案十二条》、英人李德立正式取得庐山牯岭开发权为标志。
此前的庐山为“古代庐山”，此后的庐山为“现代庐山”。
“古代庐山”文化源远流长且丰富多彩，其形态主要表现为：宗教文化、儒家文化、隐逸文化、书院文化、山水审美文化、中式传统建筑文化，等等。从质态来讲，当都属于中华传统文化。
当英人李德立登上庐山并取得牯岭开发权时，庐山文化的质态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庐山由“古代庐山”进入“现代庐山”，在文化质态上与其他文化名山分道扬镳。
山林城市牯岭的生成集中地显示了这一巨大的变化。首先，牯岭是在现代城市理念指导下生成的一座公园式山林城市。十九世纪后期，具有现代意识的城市理念在西方逐渐形成。李德立等人将这样的理念用于指导牯岭的开发。牯岭的总体规划始于１８９５年，完成于１９０５年。牯岭开发建设自始至终依规划进行，充分利用自然生态、风景资源，依山就势布设小型别墅；同时，以长冲河为轴线，以自然岩石、溪水、林木、小道为组景要素，布置英国自然式公园，形成以林赛公园为中心的山林公园城市。
其次，牯岭的城市建筑以山间别墅为主体，与中国传统的城市街市殊别。作为城市，牯岭并没有中国传统城市的街市（现在的牯岭街是后来中国人建的），主要是由许许多多山间别墅组成。
其三，牯岭山城当时是多种文化共处一地的“世界村”。牯岭至二十世纪初，已十分兴盛。据有关材料，１９１７年，已建成形式自由风格多样的别墅５６９幢，有居民４４３９人；１９２８年有居民７６７９人；１９３１年有居民１０５９人。居民的国籍，分属中国、英国、美国、德国、瑞典、俄国、芬兰、法国、奥地利、挪威、瑞士、丹麦、葡萄牙、意大利、日本、比利时、荷兰、希腊、捷克等１９个国家，形成具有相当规模、多种文化共处的“世界村”。
其四，牯岭山城具有较完备的现代城市功能。牯岭虽然只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山林公园城市，但却有较完备的现代城市功能，包括避暑、康复、游览、医疗、宗教（西方宗教）、教育（西式教育）、商业等多方面功能。
其五，牯岭的城市管理是通过社会自治组织实行民主管理。牯岭城市组织是由众多业主选派代表组成的市政议会（也称董事会）。市政议会定期举行例会，讨论决定牯岭的建设、税收、公共建筑的管理等重大问题，由此形成系统的有效的管理。
很显然，牯岭的生成所显示出来的“现代庐山”文化，无论是质态还是形态，与“古代庐山”文化都是大不一样的。从以上陈述可知，“现代庐山”文化，当属于西方近代文化。当然，牯岭在按照西方文化理念开发的实际过程中，也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尽管如此，从文化质态上讲，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异。这种变异，一方面，显示了现代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走向现代化的趋势。
在这种现代化的趋势中，“现代庐山”文化的中心由山下转移到山顶牯岭。从此庐山不再只是以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奇秀的自然风光而著名的文化名山，庐山文化由此新生出国内其他文化名山所没有的姿色。
庐山牯岭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山林公园城市，是人类山林田园城市理想在中国的结晶，是一颗中西文化交流融合而生成的明珠；她的生成在中国开辟了自然风景与现代城市美妙结合的范式；别具特色的牯岭别墅群是世界建筑史和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秀美的自然风光与现代城市文明共存于庐山。
这，就是“现代庐山”与“古代庐山”最大的区别，也是庐山区别于其他文化名山最突出的特点。
（摘自九江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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