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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为数众多的名山当中，没有哪座山像庐山这样与隐逸文化有如此紧密而久远的联系。一个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说明“庐山”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隐逸文化的产物。传说早在公元前十七、十六世纪的周朝初期，有位匡俗先生隐逸庐山，“结庐而居”，学道求仙，周天子屡次请他出山相助，他屡次回避，最后潜入深山，无影无踪。人们说他成仙了，把他隐居的地方称为“神仙之庐”，又称“匡庐”，于是这座山也就被称为“庐山”了。
纵观中国历史数千年，有一种独特的人文现象一直绵延不绝，波及历朝历代，这就是所谓“隐逸”。“隐逸”者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自己潜藏起来，与尘世隔离，被人们称为“隐士”。隐士们在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中，创造了中国独有的“隐逸文化”。
隐逸者往往都是一些饱学之士，他们有的是逃避乱世，保全性命；有的是厌弃仕途，不愿做官；有的是探求学问，专心读书；有的是对前途失望，所以退居山林；有的可能是自持高洁，不屑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有的可能为了等待时机，以期东山再起；还有的是对当时统治者的腐败、愚蠢越来越厌恶，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决心一“隐”了之。
庐山，作为一座山高林密、泉石遍布、风景绝佳的千古名山，历来是隐士们心驰神往的乐土，是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栖居之地。历朝历代都有不少高人名士来这里隐遁避世，他们留下的诗词文章、摩崖石刻、趣闻轶事、神话传说、行踪遗迹，可以说寻觅不尽，数之不清，从而把庐山造就成了一个无比丰厚的隐逸文化的宝库。
秦始皇24年（公元前223年），始皇并六国，派大将王翦伐楚，楚康王战败，逃到庐山深谷之中，“翦追之急，天忽大风雷雨，翦人马不能前。得脱，遂隐谷中不出，因名其谷曰康王谷。”如此算来，庐山作为隐逸之地有据可查的历史已经有2230年之久。
此后较早来庐山隐居的还有三国时的东吴名医董奉，他以医术救人，分文不取，“匡山种杏田”的传说已成千古佳话。 儒风绵绵 相继不绝
在庐山的隐逸者中，最负盛名的当然是晋代陶渊明了。这位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傲岸之士，毅然辞官还乡，在庐山脚下隐居起来，写出了《归去来辞》、《归田园居》、《桃花源记》等流传千古的不朽篇章，成为田园诗派的始祖。正是庐山的山水和土地，滋润和养育了这位光照中国文学史的伟大诗人。
比陶渊明稍早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一边在江州为官，一边在庐山营建别墅，算得上半个隐士。他留下的羲之洞、鹅池、墨池遗迹至今犹在，成为旅游者流连缱绻的胜迹。
沿着历史一路算下来，在庐山隐居的文人学士、各色人等简直数不胜数。譬如与陶渊明并称“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刘遗民，都是精通儒家经典的学者，他们拒绝做官，相继到庐山隐居，“布衣蔬食”，专心研讨学问，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和敬仰。当时和“浔阳三隐”同样有名的还有玄学家翟汤一家四代隐迹庐山，人称“翟氏四隐”。他们不求仕进，朝廷和地方官多次来敦请礼聘，他们或称病不起，或藏到深山回避。翟汤的孙子翟法赐甚至躲到庐山顶颠结茅隐居，后来老死在岩谷之中。
到了唐宋，来庐山隐居的人越来越多。隐士们的茅屋、草堂遍布山南山北。如彭城刘混成隐居木瓜洞，宰相李林甫之女李腾空及其女友蔡寻真隐居屏风叠，同时代还有号称“山中四友”的诗人杨衡、符载、崔群、宋济等等纷纷云集庐山。
五代南唐中主李王景当皇帝前，花一万两银子在庐山南麓鹤鸣峰下建造读书台，隐遁读书，流风余韵延及两宋。
北宋著名学者刘涣、刘恕、刘格、刘羲仲等一家三代数口都来庐山隐居。王安石“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的诗句，不仅回顾了他的好友王令在庐山隐居时饮酒读书的情景，也是对当时一般读书人在庐山隐居生活的典型概括。
文人名士 纷至沓来
唐宋时隐居庐山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大诗人李白。“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李白因政治上不得意而放逸超脱，纵情山水。庐山的云蒸霞蔚、万千气象，让李白惊叹不已：“予行天下，所游览山川甚富，伟俊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他一生数次游历庐山，并在五老峰下的屏风叠建造“太白读书堂”，隐身读书以避乱世，他甚至打算把这里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他为庐山写出了二十多首脍炙人口的杰出诗篇。其中《望庐山瀑布》、《望五老峰诗》、《庐山谣》等已成为庐山千古不衰的名片和广告辞。
与李白相比，大诗人白居易也算是个准隐士，因为他在庐山隐居期间还有“江州司马”的官职在身。然而，他对庐山的爱是那样真挚、深沉。在历代文人中，为庐山留下诗篇最多的就算白居易，“香炉峰北面，遗爱寺西偏”，“架岩结茅宇，斫壑开茶园”。他住过的“草堂”、走过的“花径”等遗迹，至今仍是国内外游客必访之处。他为庐山写下了70多首诗篇，成为庐山隐逸文化中一笔宝贵财富。“匡庐奇秀，甲天下山”，正是白居易这句对庐山的由衷赞叹，成为此后人们对庐山众口皆碑的评语，让多少古今中外游人对庐山心怀向往，纷纷慕名而来。
唐代李渤，这位在九江当刺史时修筑了甘棠堤、施惠政于民而深受百姓爱戴的官吏，年轻时曾在庐山白鹿洞和栖贤寺隐居读书，从而使这两地成为历代盛名远播的重要胜迹。
北宋时，建昌人李公择和兄弟姐妹隐居白石庵，藏书近万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
北宋理学家周敦颐解除印绶后，随即在庐山北莲花峰下建“濂溪书堂”，隐居讲学，他那文词简短、意味深长的名篇《爱莲说》，其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两句，千百年来广泛传诵，被清官廉吏们视作为官处世的座右铭。
比周敦颐稍晚的大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聚集门徒，传播理学，使白鹿洞成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首，因而名扬四海。
以后元明清各代，来庐山隐居的人仍络绎不绝，只是名气不大，难以尽述。
文化宝藏 代代流芳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遁迹隐逸之外，还有另一种方式的“隐逸”，即出家为僧为道。以晋代高僧慧远和道士陆修静为代表的无数僧道，千百年来在庐山译经修行，著书收徒，绵延不绝，让庐山在宗教史上也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在庐山隐士们的声望和学术成就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文化名士联翩而至，有的是上任路过，有的是专程探访。他们和隐士交往唱和，撰碑文，勒山石，赋诗词，做游记，放歌山水，抒发情怀，年年岁岁，庐山处处弥漫着书香，也使九江这个地方“儒风绵绵，相继不绝”。
正是大量的隐士一代代隐迹庐山，极大地丰富了庐山的文化内涵。历代隐士们留下的故址遗迹，都在默默叙说着一段段动人心弦或意味深长的故事，他们隐逸的时代背景，他们的身世、生平，他们流传下来的轶闻佳话、艺文作品等等，都是庐山特有的文化宝藏，也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打造“文化庐山”的进程中，中国特有的“隐逸文化”必将闪耀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摘自九江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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