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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1926年庐山兵谏蒋介石
作者:SOHU    文章来源:SOHU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02-25

  【邓演达】﹙1895-1931﹚

  人生简述:1895年生于广东惠阳永湖乡(今惠城区三栋镇)。 1920年参加粤军,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 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指挥攻克武昌。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力主东征讨蒋。同年11月1日,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声明继承孙中山遗志。 1930年8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称“第三党”。1931年,在筹划反蒋军事行动中被捕杀害。

  经典语录:“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愤。 ”1931年在上海,邓演达被关在单间牢房中,有个看守愿冒死窃取钥匙,打开牢门与他同逃,他婉言谢绝。

  1961年,毛泽东在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

  邓演达是我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公开发出《讨蒋通电》,1930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准备以武力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被捕,押往南京,同年11月29日牺牲。支持 与毛泽东合作开展农民运动

  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代理部长兼学生总队长、黄埔军校教育长,在黄埔军校中实力仅次于蒋介石。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在国民党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是蒋介石当时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

  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还有一处提到了邓演达。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徐有功传》时,针对徐有功说的一段话,曾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

  毛泽东和邓演达很早就认识了,邓演达对毛泽东很看好也很支持。在大革命时代,他俩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上志同道合,互相支持。他们都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就不可能胜利,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6年底,当毛泽东到湖南各地农村进行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时,邓演达也在很多场合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热情赞颂湖南农民运动。而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却对农民运动持怀疑、反对态度,更不赞成毛泽东在《报告》中的观点。无怪乎过了好多年,毛泽东回忆此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

  在大革命时代,邓演达对毛泽东十分器重。 1926年2月,当邓演达主持中国革命军总政治部,设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时,他就想到了毛泽东,特聘他为委员;同年4月,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成立土地委员会时,邓演达又在会上亲自提议请毛泽东为委员;为了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邓演达决定成立全国农民运动临时执委会,又特请毛泽东为委员、常委、组织部长;当邓演达担任中央农民部部长时,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邓演达自任所长,而特聘毛泽东为副所长,主持所务。由此可见邓演达对毛泽东是多么赏识。出走 遭通缉流亡莫斯科

  由于邓演达忠实遵循孙中山遗教,认真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1927年3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等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4月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发出“秘字第一号令”,将邓演达与许多共产党领导人一起列入“通缉”名单。

  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鉴于革命形势逆转,又感到无力挽回狂澜,就怀着沉痛的心情,决心出走。

  临走前,他给国民党中央委员写了一封告别信。信中说:

  我以为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去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革命。不幸到了今日,总理的三民主义受了不少的曲解和背叛……我因为这个,所以离开了目前的工作,而且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反省。

  信中最后说:

  同志们,革命是我们的职业,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同志们大家奋斗!我们一定在最近的将来和大家再见!

  邓演达将信发出后,即化装为检查电线的工人,离开武汉,沿京汉线北上郑州,再转西安,经五原、榆林,越沙漠,到西伯利亚,最后抵达莫斯科。

  邓演达于1927年8月15日抵达莫斯科后,一直在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首先是领导机构的罪恶;要继续进行农工的解放工作,只有否定这一领导机构,建立一个革命的、代表农工利益的和能战斗的指挥机构。

  1927年10月,他和正在莫斯科考察的宋庆龄、陈友仁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不中断中国革命,有必要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临时行动委员会。其任务在于宣告南京、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之罪恶;迅即筹备召集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筹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临时行动委员会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日起,即行取消。

  根据这一精神,由邓演达起草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于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被捕 起义反蒋功败垂成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与同志们酝酿成立新组织的问题。 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十个省的代表,包括黄琪翔、章伯钧、季方、朱蕴山等三十余人。会议由邓演达主持,通过了六项信条和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机构——干部会,由邓演达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至此,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这一组织便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47年始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1931年2月,宁粤分裂,国民党中有不少中央委员不愿与蒋介石合作,而纷纷去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邓演达同陈铭枢、杨杏佛等密商起义反蒋的军事行动。他们商定: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把“围剿”红军的十九路军调广东,树起停止内战和反蒋的旗号;邓演达去江西临川一带,策动“围剿”红军的十八军起义;同时,联络武汉驻军以及西安和华北方面原西北军一起响应,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临启程去江西前,不幸在上海被捕了。牺牲 誓不低头被秘密杀害

  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立即从南京打来电话,命令将邓押往南京。邓演达在南京关押期间,蒋介石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又提出由蒋任总司令、邓任副总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或者派他出国考察。这一切,都被邓演达一句话挡回了:“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

  蒋介石无计可施,便把邓演达转移到紫金山麓的茅屋内,严加看守。当时,有位看守递出邓演达写的一张字条,大意是:他已移至南京郊外,难再联系,愿做白发囚徒,要同志继续为革命努力。

  邓演达在紫金山麓被囚禁一个月后,适值蒋介石要宣布下野。据说,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他下野后,邓演达很有可能上台。邓如上台,对他威胁最大。于是,他便在下野之前,迫不及待地下令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那是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时年36岁。

  邓演达在大革命时代忠实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邓演达在毛泽东心目中,正是为了正义事业,不惜“以身殉志”的节义志士。所以,毛泽东才会在1961年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说:“我很喜欢这个人。 ”

  1981年,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邓演达列为“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历史再一次肯定了邓演达的革命功绩与地位。本报特约撰稿刘继兴鲜为人知的庐山兵谏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国人皆知,其实,在“西安事变”十年前的庐山,发生过一次未曾披露、鲜为人知的“庐山兵谏”。一次针对蒋介石的“兵谏”,逼迫蒋介石继续“北伐”,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发动这场“兵谏”的,主要是邓演达,还有唐生智。蒋介石按兵不动

  1926年12月中旬的一天,邓演达上了庐山,下榻于长冲河桥南端的一栋别墅。他请北伐军第一路总指挥唐生智前来密议大事。

  原来,这年7月12日,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北伐。第一路军很快攻占武昌,广州国民政府随即迁往武汉。第二路军不久也拿下南昌,本应继续挥师北上,谁知跟随第二路军行进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按兵不动,甚至要国民政府迁到南昌来。眼看北伐大业有被断送的危险,邓演达十分焦虑,马上写信给唐生智,把蒋的企图告诉他。唐生智把信给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总裁汪精卫看,汪极为震怒,建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撤消他的总司令职务。但此时要剥夺蒋的兵权已非易事,汪精卫和众人商议,决定先把江西地盘夺过来,孤立蒋介石。

  于是,汪精卫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命李宗仁率军从湖北阳新向江西逼近。蒋介石也调兵遣将应对,同时任命李烈钧为赣府主席。江西同时出现两个“省府主席”,蒋、汪之间的斗争表面化了。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赶忙出面调解蒋、汪之间的矛盾,请两人上庐山当面商谈,统一认识。鲍罗廷约定双方只能带几名高级助手和少量警卫。于是邓演达、唐生智都上了庐山。兵谏逼蒋继续北伐

  深知蒋介石秉性的邓演达知道蒋决不会向汪精卫妥协,也不会再听从鲍罗廷的意见,只有另想办法或许还能使蒋改变主意。邓演达思虑再三,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实行“兵谏”,迫使蒋介石继续北伐。邓演达特意请唐生智前来密商,唐开始还有些犹豫,但在邓反复劝说之下,终于答应和邓一起发动“兵谏”。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邓演达和唐生智来到蒋介石下榻的仙岩旅馆,敲响了大门。几名门卫见是两名高级将领要面见蒋介石商量要事,便把门打开。潜伏在大门两旁的官兵一拥而上,缴了守卫的械,簇拥着邓演达、唐生智直奔蒋介石卧室,把蒋介石从床上赶了起来。

  蒋介石一见面前的北伐军将士个个面带怒容,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故作镇静,将官兵让进客厅,叫大家有话慢慢说。官兵们纷纷要求蒋继续北伐,统一中国。蒋介石连连点头,说这是大事,需要多加商量。

  不一会儿,鲍罗廷、汪精卫匆匆赶来。鲍罗廷邀请蒋、汪上山面谈,本想平息内讧,没想到事态变得如此严重,处理不好,会引起更大的冲突和分裂。鲍罗廷当即请蒋介石、汪精卫令所带警卫兵力全部离开仙岩旅馆,各后撤一里,中间为安全带,谁也不能擅自越界。当蒋、汪警卫人员都撤离后,鲍罗廷和蒋、汪商定了几条意见:一、立即恢复蒋介石自由;二、蒋介石此后不得追究此次行动所有人员的责任;天亮后蒋、汪人员分别由庐山山南、山北下山,然后在武汉集结,召开国民党大会,共商北伐大事。邓演达、唐生智见事已至此,也表示同意。

  但蒋介石下山后,并未遵守诺言去武汉,几个月后在南京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他对发动兵谏的邓演达恨之入骨,邓因此被迫流亡国外。据《人民政协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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