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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上了庐山，又有许多人下了庐山。
上山的人都从庐山感受到了什么，并竭力表达，于是有了卷帙浩繁的诗文画作。许多人想说清庐山，却只留下谜一样的传说。
最让人心领神会的，还得数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以云雾著称的庐山，神奇瑰丽，而这绚丽的自然中又交织了宗教的梵音、文化的吟咏和以政治风云为主题的历史悲喜剧。于是，这座神奇的山似乎也如云烟雾霭一般。大象无形，想要描摹庐山的颜色和形态是极其困难的，而苏轼的高明就在于弃其形取其神，仿佛什么也没说，却又什么都说得淋漓尽致了。素淡直白的诗句，如刺穿庐山云雾的那道阳光，道出了一个浅显朴素的哲理——当局者迷！观山如此，体察世事、人生莫不如此。
苏轼作此诗时，是在他谪居黄州当了四年团练副使后，调往汝州的赴任途中。他在庐山盘桓了几十日，庐山激发了他思考、探求的灵感，除了这首《题西林壁》，苏轼此行还写下了同样千古传诵的《石钟山记》。
写作此诗时，屡遭厄运的东坡先生似乎看见了命运正慢慢向他展露笑脸，可我们从诗中读不到丝毫“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释然，反而会被他带入一种清醒与迷茫、豁然与痛苦交织的辩证中。其实无人能置身局外，因为观山就得进山，进山就逃不脱“身在此山”的命运，所以注定无法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困窘。
朋友戏谑说，苏轼若生在现代，就可租上一架直升机，跳出庐山来俯瞰。我断言，倘若如此，高空之上的苏轼，同样无法识得庐山真面目，因为他的灵魂仍在山中。
不管尽兴与否，庐山给每个游人的，或许只能是这么一个充满禅意的答案：当我们意识到永远无法识得庐山真面目时，便意味着愈加接近了庐山的真实面目！
二
庐山是神仙的居所。
传说周朝时，有一位匡俗先生在庐山学道求仙，周天子屡次请其出山，但匡俗每每婉拒。后来，匡俗玩了一把人间蒸发，世人都传他是成仙而去了，便把匡俗求仙的地方称为“神仙之庐”，便有了“庐山”这个名字。因为“成仙”之人姓匡，所以又称匡山或匡庐……
正如其名，庐山有着与生俱来的空灵。随便翻开一本古诗集便会发现，描写庐山的比比皆是。神州大地，好山好水数不胜数，何以庐山能独领风骚？同样是山，同样是雾，同样是瀑，何以到了庐山便有了灵性？
人道“武当论剑，庐山论文”，文化积淀是庐山不可复制的大美。庐山的山水，承载着文人墨客和哲学家们的理想，经过他们独特的审美过滤和心灵审视，庐山的一草一木便独具了文化属性。一位新加坡学者说，如果说泰山的历史景观是帝王创造的，庐山的历史景观则是文人创造的。司马迁来了，王羲之来了，慧远来了，谢灵运来了，李白来了，白居易来了，朱熹来了……一个个在文化史上光耀千古的文化大家，摩肩接踵地畅游在庐山这方“论文”的圣地，正所谓，山不自美，因人而彰。
徜徉之际，庐山独特的文化气场熏陶着这些文化大家，他们完成了自身文化人格的塑造，与此同时，也将完善的文化人格映照在庐山上，让庐山找到了自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坐标——庐山山水文化成为了中国山水文化的精彩折射和历史缩影。
谢灵运走了，带走了山水诗的灵魂，留下了《登庐山绝顶望诸峰》，使庐山成为中国山水诗的策源地之一；李白走了，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神思飞越；白居易走了，留下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烂漫；朱熹走了，留下复兴的白鹿洞书院，为中国封建教育立下了里程碑式的准则和规范……
来了而没有走的，唯有陶渊明。陶渊明一生与庐山结缘，歌于斯，死于斯。恬淡的庐山，如母亲般庇护了这个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给了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庐山也因陶渊明而成为中国山水诗重要流派——田园诗的诞生地。庐山所孕育的田园情怀，直抵中国人心灵深处，至今依然是许多人的人生理想。
对于那些孤独且高贵的灵魂，庐山不仅给了他们一个遮风蔽雨的空间，还给了他们一个同声唱和、用灵魂相互温暖的契机。今天，站在虎溪桥上，我们依稀还能听到先哲们千年不散的笑声。尽管有史学家考证，“虎溪三笑”并非史实，但这个温暖的故事千年不绝地流传下来，而庐山的兼收并蓄、博大包容，是这种美丽传说得以流传的现实基础。
庐山所代表的文化，首先是一种胸襟与气度。
三
庐山之美，在于它承受自然风雨塑造的同时，也在承受着历史风雨的塑造。
庐山并非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秦始皇和汉武帝南巡祭祀名山大川时，便到过庐山。这使得“庐山”这个名字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河渠书》中。
庐山得到了秦皇汉武的垂青，后世的追捧也就理所当然了。到唐玄宗时，在庐山建了太平宫，并御书“九天使者之殿”的匾额。南唐中主李璟未做皇帝之前，选择了庐山来隐居读书，登基后，原先住过的房屋就变成了寺庙，取名为开先寺，到南唐，后主李煜又在此建了圆通寺。到宋代，宋太祖赐白鹿洞书院国子监印《九经》，敕书院为“白鹿国学”，又赐额开先寺“开先华藏”。此后，来自皇权的恩宠，让庐山声名更盛。明太祖朱元璋封庐山为“庐岳”，“爵以尊号，禄以秩祀”。明太祖、成祖、宣宗又三次分别为天池寺敕额。清太祖赐开先寺御书《般若心经》……
时光流转到1885年的一个夏日，一艘英国商船局的豪华客轮溯长江经过庐山。客船上下来了一位名叫李德立的英国传教士，他兴致勃勃地上了庐山。
这次上庐山，改变了李德立的人生轨迹，世上从此少了一个承担文化侵略使命的虔诚传教士，多了一个巧取豪夺的“房地产开发商”。李德立看中了庐山巨大的开发价值，于是开始“圈地”。他租下长冲谷，请来英国设计师，建造了庐山的第一批别墅群。李德立的“房地产”生意颇为红火，买他别墅的大多是来中国的传教士和社会名流。李德立拉开在庐山“大兴土木”的序幕后，西方别墅建筑开始在庐山这座古老的东方名山铺排开来，短短十多年间，形成了以英、美、法、日、俄、德等25个西方国家别墅风格为主体的别墅建筑群。
徜徉在“老外”们修建的别墅之间，我总有种奇怪的感觉。从民族情感出发，我很难接受那些作为屈辱历史记忆的别墅；可我又不得不承认，从审美角度来说，这些别墅深得“天人合一”的精髓，让异域风情若隐若现于葱茏间，大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浑然一体，已融入到了庐山的自然风光中，非但没玷染、破坏庐山的自然美丽，反倒为庐山增添了神秘的童话色彩，丰富了庐山的景观，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庐山有太多的别墅，太多的别墅里又埋藏着太多的故事。庐山别墅，不知见证过多少冠盖如云、风云际会。沉重的，轻松的，戏谑的，庄重的……所有的奢华瑰丽，所有的黯然神伤，都化作了历经沧桑后的沉默。徜徉在别墅之间，会被一种缅怀的情绪所笼罩。物是人非，故事依然在传说，一个个历史人物在导游的讲解中变得鲜活起来，别墅的主人们也成为游人众说纷纭的话题。对于他们，庐山别墅，肯定是一种美丽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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