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32号”新居度过了4个夏天。父亲来牯岭“休假”时，每天的生活多有一定的规律，几乎每天清晨要办两三小时的公务。较年长的子侄们也在晨间做学校的暑期作业，每晚由父亲或母亲检查。下午就几乎全在屋外活动，主要是游泳，父亲自己从不会水，过去在两广作战时曾落水2次，幸被人救起，所以有“怕水”之症。当游泳池完工后他就决定要与小孩们一起学游泳，特请了街对面俱乐部的一位老教练来教我们，一两天后父亲与孩子们就能浮在水上，“扑通扑通”地乱游起来，一两星期后就都能较平稳地游来游去。那时我母亲看 了很觉兴奋，也就跟着学会了。父亲觉得他终能革故鼎新除他有生惟一的“怕”，高兴之至。

　　父亲如公务不太忙，会带我们步行出游。较远的景区，如黄龙寺、三叠泉、五老峰等地都是常去之地，需早出晚归。记忆最深的是，1935年我们在五老峰某峰顶上遇到的一位道人。他神情自若地站在峰巅旁突出的一条狭长的岩石尖端上，脚下是两三千尺深的山谷！他很精瘦，双目炯炯有神，皮肤呈棕色，长长的黑发披在肩背上。父亲后来与道人交谈，方知他是云游群山的“隐道士”，以天地为家，风云禽兽为侣，采壁上长的野菌及果蔬为食物，吸饮岩缝流出的泉水解渴。与道人辞别的归途中，父亲一路少言。次日谈起这奇遇时，他感叹不已。翌年我们再到此峰时，那位“隐道士”已不知去向。

　　1936年我们在庐山时，父亲正在华南奔走，处理“两广事变”。有一天，我特别想念他，就写了我有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他的信，请他务必在我们下山前来休憩一会。想不到信很有效。一周后他来电说将抵牯岭。那天下午，母亲带着我们去牯岭边界，在登山路的最后一段等他。父亲按时在远处出现了，他信步登上石级，微笑着向我们招手。父亲瘦了不少，面色发黑，他说是在广东时晒黑的，在那里中过暑还未完全康复。他在庐山仅仅住了一个星期，游了几次水，去五老峰一趟后就偕同家人下山回南京。

　　离山时，父亲万万不会想到，他就此与庐山永别了。

　　（朱维亮：美籍华人，原国民政府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之子，美国通用电器公司高级工程师）

　　（本文照片由朱维亮和张雷提供）